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现代人的生活被分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建筑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电话一类的通讯工具来完成。电话所承担的这种障碍与沟通的属性，在很多电影里被当做重要的道具，得到丰富的表现。比如像《德州巴黎》里最后那个利用色情声讯电话来完成的经典场景。
《狙击电话亭》则是一部更为极至的电影，因为整部影片的场景几乎都在一个电话亭。
影片的剧情更像是一个情景剧。主人公走进了街头的电话亭，接到了狙击手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他：你被瞄准了，不要放下电话，也不能离开电话亭。主人公以为这是一个恶作剧，但是随后射过来的冷弹让主人公发现，他确实陷入了一个被人狙击的情境。
闭幕式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说，闭幕式将会是一场狂欢。看完了闭幕式，我很失望，这又是一场表演出来的狂欢，毫无气氛。
开头又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方阵，人群不停地穿插组合，组合成各种无意义的形状，没有任何的寓意。时间冗长，鼓点和音乐也没有节奏感，我坐在沙发上都快要睡着了。
直到运动员进场的欢呼声响起来，才让我重新提起精神。运动员们的欢呼是自由的，是发自心底的。哪怕只是一个鬼脸，一个手势。我喜欢这样自发的表演，不喜欢把人当成棋子，当成屏幕上的像素点。快乐的前提是对生命、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而不是让人们装出快乐的样子。鼓队中间打架子鼓的又是两个化了浓妆的小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本来是成人们的游戏，带孩子们来看就行了，让她们坐在中间，比划着，敲打着，不累吗？我知道孩子代表着希望，可是老是这样把孩子当作表演的符号，我做为观众，看累了。我想孩子们也累了。
在阮一峰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一篇题为《北京天空下》的日志。日志关注的对象是奥运期间的北京空气质量。
文中，阮一峰引用一个名为Asia Society的境外团体的照片，对北京市环保局每天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API”提出了质疑。该团体每天在网站上贴出一张当日北京天空的照片。
阮一峰的质疑是照片中明显的灰色天空被北京市环保局认定为“蓝天”。而就在这个质疑的上一段，阮一峰引用了北京市环保局关于“蓝天”的解释。
北京环保局每天都会公布“空气质量指数API”，只要当天的API小于100，该天就被称为“蓝天”。根据环保局的统计，2005年北京有230个“蓝天”，2006年有238个，2007年达到246个，因此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逐年改善。
根据这个解释，很明显，“蓝天”并非字面意义上“蓝色的天空”。它只是一个空气质量良好的通俗描述。阮一峰引用了这个解释，但却在这段文字后面，拿引用的照片和北京市环保局的公布数字对比，讽刺北京的天空，质疑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怀疑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字。
因为对空气质量的指数并不太熟悉，我在网上先查找资料，了解了一下。
做足了保密工作的奥运会开幕式，昨天晚上终于揭开了它的红盖头。我觉得这个新娘很一般，之前的保密只能说是故弄玄虚，吊人胃口，就像某些大片一样。
先说两处硬伤，正好在一头一尾。开头的倒计时，比电视右上角的时间快了10秒钟。最后的点火，形式没有什么惊喜就不说了，李宁和光束的走动还不一致，时而在中心，时而偏出；光束和画轴的展开也出现了问题，中间一段居然走到前面去了。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居然还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技术差错。
再说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节目表演。四年前，雅典奥运会结束时，张艺谋导演了十分钟的中国元素。那十分钟还算是精彩。毕竟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想突出中国的意味，拿一些中国元素的拼贴组合，倒也不失为以小见大的取巧。而且舞台也小，正适合以小见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张艺谋会把那十分钟的思路完全照搬不动地拿到了正式的开幕式上。
从这场开幕式的演出来看，张艺谋还是准备通过几个关键词来表现中国文化，缶乐，四大文明：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丝绸之路，京剧、昆曲，鸟巢，宇航员，风筝，太极，再加上美女、小朋友和民族元素，元素是不少，但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显得缺乏表现力，在时间的安排上也有欠缺，该展开的没展开，而有些部分又太拖沓了。整个表演看下来就感觉是蜻蜒点水、点到为止，太浮于表面了，除了人多的场面，几乎无一可观。
在《虚构的记忆》里我提到大娘虚构的被捡来的儿时记忆，其实在我的生活里，也有一段相关的记忆，是和弟弟的童年有关的。我想我应该把它记下来。
弟弟比我小一岁半，弟弟出生的时候，国家已经着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当时，农村尚未强制实施，但是厂矿已经开始了。在妈妈房间的抽屉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本独生子女证，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年代厂里办的。
我是五岁进城进厂，和爸爸一起生活的。在此之前，爷爷、妈妈、我和弟弟都生活在乡下，爸爸一个人在位于县城的厂里。大家分开生活的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因为钱。爸爸高中毕业以后，先是做村小的教师，后来进城招了工，但是工资一直都不高。那个年头，工人阶级的工资都很低。提到这一点，有两个老一辈常说的事例。一个是，我们那里有不少人被招工到了油田、炼钢厂工作，但是没多久，很多人就因为工资低、生活条件差，又跑回来，拿起锄头做回了农民。另一个事例的主角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和我爸爸一样，招到了同一个工厂。舅舅在修理车间工作，修理车间是厂里最辛苦的一个车间，焊接、大修、管道，干得都是重活儿，几百斤钢板钢管都要靠人力来扛。当时舅舅一个月的工资是九块钱。九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年后，妈妈提到舅舅的时候总是爱说一件事：厂里那时候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到了吃饭的点，舅舅也和别人一样，拿着个碗出去，等别人吃完饭回来，他也拿着碗回来了，而实际上，他却没有去食堂吃饭，饿着肚子，只是为了省两个钱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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