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闭幕式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说，闭幕式将会是一场狂欢。看完了闭幕式，我很失望，这又是一场表演出来的狂欢，毫无气氛。
开头又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方阵，人群不停地穿插组合，组合成各种无意义的形状，没有任何的寓意。时间冗长，鼓点和音乐也没有节奏感，我坐在沙发上都快要睡着了。
直到运动员进场的欢呼声响起来，才让我重新提起精神。运动员们的欢呼是自由的，是发自心底的。哪怕只是一个鬼脸，一个手势。我喜欢这样自发的表演，不喜欢把人当成棋子，当成屏幕上的像素点。快乐的前提是对生命、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而不是让人们装出快乐的样子。鼓队中间打架子鼓的又是两个化了浓妆的小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本来是成人们的游戏，带孩子们来看就行了，让她们坐在中间，比划着，敲打着，不累吗？我知道孩子代表着希望，可是老是这样把孩子当作表演的符号，我做为观众，看累了。我想孩子们也累了。
在阮一峰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一篇题为《北京天空下》的日志。日志关注的对象是奥运期间的北京空气质量。
文中，阮一峰引用一个名为Asia Society的境外团体的照片，对北京市环保局每天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API”提出了质疑。该团体每天在网站上贴出一张当日北京天空的照片。
阮一峰的质疑是照片中明显的灰色天空被北京市环保局认定为“蓝天”。而就在这个质疑的上一段，阮一峰引用了北京市环保局关于“蓝天”的解释。
北京环保局每天都会公布“空气质量指数API”，只要当天的API小于100，该天就被称为“蓝天”。根据环保局的统计，2005年北京有230个“蓝天”，2006年有238个，2007年达到246个，因此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逐年改善。
根据这个解释，很明显，“蓝天”并非字面意义上“蓝色的天空”。它只是一个空气质量良好的通俗描述。阮一峰引用了这个解释，但却在这段文字后面，拿引用的照片和北京市环保局的公布数字对比，讽刺北京的天空，质疑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怀疑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字。
因为对空气质量的指数并不太熟悉，我在网上先查找资料，了解了一下。
做足了保密工作的奥运会开幕式，昨天晚上终于揭开了它的红盖头。我觉得这个新娘很一般，之前的保密只能说是故弄玄虚，吊人胃口，就像某些大片一样。
先说两处硬伤，正好在一头一尾。开头的倒计时，比电视右上角的时间快了10秒钟。最后的点火，形式没有什么惊喜就不说了，李宁和光束的走动还不一致，时而在中心，时而偏出；光束和画轴的展开也出现了问题，中间一段居然走到前面去了。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居然还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技术差错。
再说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节目表演。四年前，雅典奥运会结束时，张艺谋导演了十分钟的中国元素。那十分钟还算是精彩。毕竟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想突出中国的意味，拿一些中国元素的拼贴组合，倒也不失为以小见大的取巧。而且舞台也小，正适合以小见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张艺谋会把那十分钟的思路完全照搬不动地拿到了正式的开幕式上。
从这场开幕式的演出来看，张艺谋还是准备通过几个关键词来表现中国文化，缶乐，四大文明：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丝绸之路，京剧、昆曲，鸟巢，宇航员，风筝，太极，再加上美女、小朋友和民族元素，元素是不少，但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显得缺乏表现力，在时间的安排上也有欠缺，该展开的没展开，而有些部分又太拖沓了。整个表演看下来就感觉是蜻蜒点水、点到为止，太浮于表面了，除了人多的场面，几乎无一可观。
在《虚构的记忆》里我提到大娘虚构的被捡来的儿时记忆，其实在我的生活里，也有一段相关的记忆，是和弟弟的童年有关的。我想我应该把它记下来。
弟弟比我小一岁半，弟弟出生的时候，国家已经着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当时，农村尚未强制实施，但是厂矿已经开始了。在妈妈房间的抽屉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本独生子女证，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年代厂里办的。
我是五岁进城进厂，和爸爸一起生活的。在此之前，爷爷、妈妈、我和弟弟都生活在乡下，爸爸一个人在位于县城的厂里。大家分开生活的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因为钱。爸爸高中毕业以后，先是做村小的教师，后来进城招了工，但是工资一直都不高。那个年头，工人阶级的工资都很低。提到这一点，有两个老一辈常说的事例。一个是，我们那里有不少人被招工到了油田、炼钢厂工作，但是没多久，很多人就因为工资低、生活条件差，又跑回来，拿起锄头做回了农民。另一个事例的主角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和我爸爸一样，招到了同一个工厂。舅舅在修理车间工作，修理车间是厂里最辛苦的一个车间，焊接、大修、管道，干得都是重活儿，几百斤钢板钢管都要靠人力来扛。当时舅舅一个月的工资是九块钱。九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年后，妈妈提到舅舅的时候总是爱说一件事：厂里那时候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到了吃饭的点，舅舅也和别人一样，拿着个碗出去，等别人吃完饭回来，他也拿着碗回来了，而实际上，他却没有去食堂吃饭，饿着肚子，只是为了省两个钱补贴家用。
昨天写了小区里的老太太们练气功，其实，我的初衷是想写写自我暗示的心理作用。但是却触及了我对气功的一点回忆，跑题了。今天继续。
我一直觉得自我暗示很重要。它甚至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举一个例子，一个积极的人和一个消极悲观的人，遇到了同样的一个困难。积极的人会想：“这是一件我没有把握的事，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把它做好呢？”他就会积极努力地尝试去做这件事。而消极悲观的人可能就会想：“这件事我没有把握，我想我是做不好了。怎么办呢？”他也许会逃避，也许会应付着去做。假如这件事积极的人和消极的人都做糟了。积极的人一定会想：“我没有把事情做好，我哪里哪里出了差错，下次一定要记住。”下一回再碰到类似的事，积极的人一定会有把握得多。消极悲观的人呢？他会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好，我就知道我做不好。我以后还是不要做这些事了。”下回再碰到这样的事，消极的人一定不肯去做了。
为什么做同样一件事，积极的人和消极悲观的人会在态度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觉得，心理暗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宝宝回上海后，我搬到了三元桥边的新源里，这是一个年头比较老的小区，房子是七八十年代的砖混结构，外墙是赤裸的破旧的砖色，奥运之前才统一刷新的外墙。有年头的小区里总是有很多老人，早上晚上，小区里总是有很多老人在一起锻炼。
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在小区的路边广场，会看到两拨老人，一拨老人沿着小广场喊着口号走纵队，非常有气势，以老头居多，有时也会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掺杂其间；另一拨都是老太太，在广场的中间，围成一圈，练气功。练的是什么气功我不知道。但是经常看到他们围在一起拍手，嘴里有节奏地唱念着：“胳膊畅通，全身畅通，畅通畅通。”有时也拍打拍打胳膊，或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刚开始看到这些老人，觉得很好笑。这种集体性的简单行为，总难免会让人生发一些可笑的联想。经过的路人，也大多会抱着好奇的眼光看上一两眼。但是细想一下，这样的锻炼，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确实很重要。重要的不完全是拍拍手这些活动本身，更重要的这些简单锻炼所加强的心理暗示。老人们会在拍打的同时想象着全身的血脉畅通，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这一点已经足够了。无数心理案例都已经证明心理暗示的强大力量。我们也经常在身边听到这样的一些例子。某人一直身体很好，但是突然检查出来得了癌症，然后很快整个人就垮下来了。某人患癌症多年，但坚持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一直活得很好。
法轮功之后，对于气功大家似乎也都噤口不敢言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也练过一段时间气功。当时学的是张洪堡所创的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初级功法。学完之后，发了两盘带功磁带和三本书，一本功法，一本中医基础，一本案例。后来又坚持练了大半年。以我的切身体会，还是有效果的。
晚上去看了《赤壁》。本来是没这雅兴的，王哥给了几张新影联院线的通票，不用白不用。宝宝回上海了，下了班之后回家的欲望也没那么迫切。六点钟下班，径直去了旁边的海淀剧院。影院在地下，规模不大，只有两个厅。买的是六点半的场，进去的时候离开场只剩十几分钟。里面人并不多，稀稀落落的。开场前，陆陆续续进了些人，加起来才二十来个人。
说老实话，对于进电影院看电影，我向来不怎么感冒的。寥寥几次去影院观影的经历，也是陪宝宝一起去。原因嘛，想了想，一是影院的观影体验，一直觉得看电影是一件轻松下来的休息，尤其是看那些不用动脑筋的大片巨作，但是影院众人观影的形式和正襟危坐的姿态让人完全没有消遣的心态；二是电影院实在没什么好电影，起码，没有多少能引起我观看欲望的电影，尽管影院的大屏幕和音响容易营造出震撼的效果，但总是放些简单粗暴的动作片和娱乐片，音响效果真的未免太吵了点。
对于《赤壁》，我也没抱什么希望。一段众所能详的历史，依吴宇森的导演风格，很难翻出什么新花样。走出电影院，一个感觉，和近几年那几部拿巨资砸出来的国产大片一样，《赤壁》走了相同的路数。剧情平淡，大牌云集，大手笔制作，看完之后除了满耳朵的嗡嗡乱响，却没什么能让观众留下印象的。
帮宝宝做了一个网站，网站的名字，宝宝说，叫电影场吧。我知道宝宝想起了华师的那个露天电影场。学校每个周末都会放一些露天电影，在入夜凉快的时候，一群喜欢看电影的孩子搬个小板凳坐在星空下面，和投射在大银幕上的光束一起想象，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自由和快意啊。那个时候，宝宝还不认识我呢。
现在，宝宝准备在网站里写博了，博客的名字就叫做露天电影场。宝宝要我来写一篇开场白，我答应了。却一直拖着。理由固然可以找出一堆，但说到底，还是我没有重视。这是我的不对。这两天想了想，就来写写我关于电影场的一点记忆吧。
我对于电影的兴趣，老实说，是在和宝宝的交往中被潜移默化的。在此之前，我关注的不过是些真实的地下的记录影片。电影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而不是思考。和宝宝认识以后，几乎两个月就要去一趟武汉，每一次都要去走走华师的校园。但是奇怪的是，华师的露天电影场我却没有一点印象。是去过没有印象？还是宝宝就没带我去过？我不记得了。我只能确认的是，没有在那儿看过露天电影。
关于电影场的记忆，要从县城的电影院说起。老家县城里有一个电影院。砖木结构，很高的尖顶，里面跨度也很大，有七八百个座位呢。门前是一个小广场。很多年后，看电影《站台》就觉得里面那个电影院和我们县城的老电影院感觉很像。电影院现在还在，前些年曾经做过一段时间超市，后来超市搬掉了，电影院就一直空着。小的时候，爸爸厂里隔段时间就会发电影票，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那个时候觉得县城好大啊，尤其是回来的时候，路上都没什么人，爸爸载着我，感觉要骑很久。人对地理的感觉很奇怪，小的时候总觉得县城很大，看一场电影仿佛要去很远。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带着我们跑操，跑到我后来去上的中学，就折回来，也感觉很远。回来在同学们面前夸耀，说，我跑到二中了。现在想想真是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整个县城，从北穿到南，坐出租车也要不了二十分钟，骑自行车的话，也就半个小时。总结了一下，小的时候，是凭感觉认识地理，而现在，是俯瞰一座城市。
第二天则要轻松得多，只有大半天的时间，晚上就要坐车回北京了。这一天主要是在虹口的老街道和弄堂里穿梭。从欧阳路走出去，经四达路，上山阴路，沿着山阴路一直走到四川北路和多伦路，再沿原路返回。
早上八点从宝宝家出门，去吃了附近一家昨天回来时在路边看到的油豆腐线粉汤。昨天坐在季风书园喝茶的时候，应景儿翻了翻李大伟的《上海市井》，看到这道小吃。当时吃惊的是上海人居然也叫“线粉”，与我们老家叫法一样。晚上回来时在幽暗的路灯下看到墙边的招牌，就和宝宝说，明天早上来这儿吃早点。小店外面很一般，里面还不错，开着空调，四周一溜儿的木台子，很有点日式的感觉。汤的味道还不错，乱炖的做法，心肺杂汤里面加油豆腐、线粉，还可以另加卤肉和鸡蛋。以上海人的清淡口味，这道小吃大概可以类比北方人的酸辣粉丝。
吃完了早点，我们就走上了山阴路。虹口这一带原来是公共租界区，山阴路就在日租界的边缘。安全、幽静而又不远离生活，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很多知名人士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到今天这一带仍然保留了很多老上海的特色：老洋房、石库门、弄堂。与新天地经过改造的石库门不同的是，这里的石库门与上海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当你行走在弄堂里面，看到古旧的石库门上晾晒的衣服、床单，看到半掩的洋房铁门里搓衣服的老妪，看到弄堂里突然钻出来的一个光滑黝黑的脊背，你才能触摸到真实的上海，一个传承延续的上海弄堂生活。现代化的进程模糊了太多城市的面目，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风格统一的村庄，只有在人们千百年来传承延续的生活里面，在那些高楼大厦的后面，在那些弄堂胡同的深处，才依稀可以看到一些过去的城市印象。
周末去了趟上海，去看宝宝。周五晚上的火车，周六上午到，周日晚上的回程，周一上午回到北京。
在上海，宝宝好几次说，像在做梦。现在回来了，上了两天班，坐在这里，想想，真的像是一场梦，来去匆匆，美妙的时间尚来不及细细品味，人就已经回来了。
去的念头也是一时兴起。周四和宝宝通电话，突然心生奇想：周末去上海陪她。此念一生，便无止息。宝宝在那边也很激动，只是激动之余还不忘嗔怪我应该别告诉她，然后直接出现在她面前，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看来我注定不是一个给人大惊喜的人，我所给的惊喜底色也是朴素的。
周四下午便去订票，没票，不死心，下班了径直奔向火车站，买到站票。又让宝宝明日在上海帮我买好回来的票。终于成行。
一夜不寐，只在半困半睡间折腾。周一上午九点抵达上海。出得站口，第一印象是上海怎么这么热。还只是上午八九点钟，那热分明已经是正午的热了。四面八方全是有若实质的热浪，行走间如分波踏浪。后来在回北京的车上，才听得上海人说，这一日竟是一百三十年来上海同期温度最高的一天。这么巧，偏让我碰到了。
见到宝宝，一切全凭她来安排。休息自然是顾不上了。不过，见到了人，也就凭空来了精神头。
第一天的行程是这样的：火车站出来，坐地铁到新世界，逛南京路步行街，一路走到福州路、上海书城、人民广场，再坐地铁到陕西南路，在地铁口季风书园里消磨了两个小时，去H&M买衣服，然后沿着南昌路，一直走到新天地，傍晚打车到吴江路小吃街，吃小杨生煎，晚上坐地铁到外滩看东方明珠，九点多坐地铁回到虹口宝宝家。
订阅大禹梦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