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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了三五斗之南方报社篇

“什么！一分也不发！”编辑记者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去年过年，还发了4500呢？”

“8000也发过，不要说4500。”

“哪里有开的这样少的工资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全球金融危机，报社的钱都要盖大楼，工资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骑自行车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从南方冰灾，到512地震，又赶上奥运会，每个人都比去年多写了三五篇稿子，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去年更坏的结局！　　“还是不要上班的好，我们都辞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集团财务处的冷笑着，“你们不上班，人家就饿死了么？人才市场有的是大学生，三个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呢。”

人才市场里有的是大学生，两条腿的人还不如三条腿的蛤蟆值钱，哪是很遥远的事情，而辞职不去上班，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上班呢？买房屋的贷款还是要还的，孩子的学费还是要交的，老婆的新衣服总是要买的。

“我们去深圳北京闯一闯吧，那里没准能多挣几个钱。”有人这样想。

但是，集团财务处的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不要说北京深圳，就是去人民日报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去年的奖金都取消了，编辑记者都一样。”

“去北京去深圳也没有什么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在外地租房子住，你知道深圳北京的房租能有多少钱？”     “领导，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报社是自负盈亏的企业，现在全部都市场化了，我们这些财务处，人事处、工会全都是正式工，就要少拿很多钱，就要裁掉很多人，就等于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去年年终奖金没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奖金是4500，不，你也说过，8000也开过，我们想，今年的奖金总能拿到4000吧！哪里知道是零！”

“领导，就按去年的奖金，4500吧！”

“领导，编辑记者们可怜，你们行行好心，给开一点吧。”

另一位在电脑上玩游戏的女孩子听得厌烦，把嘴里的口香糖吐到窗户外，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当编辑记者们工资低，不要上班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人，你们不上班，我们正好把自己的大舅子小叔子安排进来，也混个有工作经验！”

三四个编辑记者从大门外走进来，T恤衫上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迷茫的脸上。

“听听看，今年开了多少钱？”

“比去年都不如，没有一分钱！”

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但是班总得上；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在报社上班，否则，自己都三十开外，四十到头了，当编辑记者累得身体早就坏透了，不当编辑记者，又能去干什么工作呢？

在跑社会新闻好还是跑会好的辩论声中，在报社食堂的饭菜难吃还是报社门口小饭馆饭菜难吃的争吵声中，T恤衫朋友把自己粗糙的手送进了财务处的小窗口，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主任，这个月处罚的钱先不扣，行么？”不多的钱又被扣掉200元的差错处罚，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穷记者们！”一只手按在鼠标上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出了错自然会处罚的，这是完全分数考核办法规定的，谁也没多扣你们一分钱。”

“那末，这个月就不要扣晚点的钱了吧！”

从工资条上看，这个月又因晚点被扣了100元。“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经济处罚是报社总编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你们不服，可是想要被炒鱿鱼？”

不想被扣钱就得被炒鱿鱼？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工资条，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牛仔裤的屁股口袋或者钱包里。

一批编辑记者们咕噜着离开了财务处，另一批人又从四面八方过来。同样地，在财务处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粗糙的手伸进财务处，换来一摞薄薄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编辑记者们今天到报社里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水电费，煤气费早就欠费了，需要交上1000块钱。大米也要买一袋子。超市里的酱油醋1元钱一袋子，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从批发市场里合买一箱子分来用，就便宜得多。

陈列在橱窗里的北极绒羊绒衫，只要200元一件，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开工资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一件，孩子一件老公一件，都有了预算。

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双高桶的羊皮靴子，一套猫人牌内衣，或者是一条铂金项链。

难得去年天照应，一年多写了这么三五篇。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

还购房贷款，交水电费，交孩子的奥数学费。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MP4。这东西实在怪，巴掌大的小玩意儿，在办公室里，就能想看小说就看小说，想玩游戏就玩游戏，想听歌曲就听歌曲。比起只能拨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来说，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报社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骑自行车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街道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财务处。

女人臂弯里拎着包，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

小孩给假冒的耐克运动鞋，仿阿迪达斯运动服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李宁牌运动服，买一件回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

“翁嗡嗡”-------菲利普电动剃须刀呱呱叫，300元一个真公道，—— 老师，带一只去吧。”

“喂，老师，这里有过季的T恤衫，大减价大处理，要不要买一件回去？”

大润发超市，家乐福超市，银座超市的促销员特别卖力地叫着老师，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老师”的胳膊，他们知道惟有今天，“老师”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老师”们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银行里，交到超市收款台里。

水电费，煤气费欠费很多了，不能不交，只好少交一点。    整箱子的酱油醋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一块钱一袋向超市去零买。

羊毛衫呢，预备买两件的就买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买的就单买了儿子的。高桶的羊皮靴子、猫人牌内衣、女人刚摸一摸就又放到柜台上。一套铂金项链，刚刚戴到老婆脖子上，刚试戴合式，给老公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

想买MP4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500块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家中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花500块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的房款还要还15年，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这啰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十元四双的白色运动袜。白色运动袜上面印着另人向往的奥运会图案；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老师”们还沾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报社门口的小饭馆里，又从副食店里买来火腿和花生米之类的吃食来，便坐在桌前开始喝酒。女人们坐在门口等他们吃喝。小孩在饭馆门口跌交打滚，又拣来垃圾堆里自认为有用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个饭馆里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一分钱也没发，真是碰见了鬼！”

“前年写稿子少，挣的少。去年算是好时候，国家多难新闻有幸，写稿子多，还是挣得少！”

“为什么要写稿子要买房子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做点小买卖，租房子住，也比在报社当记者强！”

“也只好不买房呀。买房后立刻借新债。辛苦采访挣的钱去还债，难道贪图这一辈子永远还不清的债！”

“记者真个做不得了！”

“不当记者做买卖吧。我看作买卖的倒是满写意的。”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作买卖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当个农民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和我是同学。在家里承包着养牛厂。每个月能挣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多块钱，比我们当记者的好多了！”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奶粉里检查出三氯氢氨，很多的牛奶厂关了门，小王在村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月月辛苦采访写稿，到底替谁写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报社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写的。我们吃辛吃苦，每天都在辛辛苦苦采访，他们嘴唇皮一动，说编辑2000元，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编辑每月5000元，记者每月4000元，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报社的正式工们都是喝合同工编辑记者的血做工资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也是拿命在采访在编稿子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干部白差！”

“我刚才在这么想：现在给你们一点可怜的工资，等把你们的身体都累挎了，让你们退休就死，一分钱退休金也不给你们！”

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报社里斜溜。      “真个没法子活下去的时候，组织起来闹一场集体辞职，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XX县长不是派警察去北京抓记者了吗？”　    “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出面调查了，撤了县长，谁知道没有半年，人家倒升官了。”

“今天在这里卖命当编辑记者的，都是被人家当枪使，都是为人家创收的鹰犬，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骑自行车回自己的家。

报社财务处门口扔着肮脏的工资条。

第二天又有一批自行车来到这里停泊。报社财务室门口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全国各个报社各个财务处门前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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