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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台湾“去蒋”化运动今昔

2008年是蒋介石去世33周年，马英九专门前往慈湖谒陵，他背后的蒋介石铜像原为全台湾最大，在去蒋化风波中曾被割成200多块碎片运往大溪。

何谓“去蒋”
蒋介石和蒋经国治理台湾数十年，留下不少遗迹。把这些遗迹去除，就是“去蒋”。
在社会人心的层面，蒋经国去世20年后，“两蒋”早已不是台湾普通人的生活内容，几乎所有“尊蒋”的礼仪也不复存在。但是，因为政治斗争、“蓝”“绿”对抗的需要，近年来，台湾各地去除两蒋遗迹的行动急剧升级。教材中几乎见不到两蒋的内容，标志性的纪念场馆被改名，大量的蒋介石铜像被拆除，并进而引发“反蒋”和“尊蒋”的社会对立。
需要指出，民进党推动“去蒋”，本意也在于通过当年“白色恐怖”的记忆，诉求于历史悲情，将国民党与“集权”联系起来，而蒋经国是台湾民主进程的开启者，所以台湾 “去蒋”，主要针对蒋介石，涉及蒋经国并不多。
在政治斗争之外，“去领袖化”也确实是台湾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在政治制度中去除两蒋的威权的内容，是台湾民主进程中应有之义。诉诸历史真相、还原两蒋作为普通政治人物的风貌，也已经是台湾诸多两蒋纪念场馆多年来的转变了。
如果真如某些评论那样，将“去蒋”称为台湾的“文革”，那么现在的台湾，国民党重新治下的台湾，颇有“拨乱反正”迹象。
8月21日，由国民党执掌的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废止《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组织规程》，恢复中正纪念堂的“法定地位”。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逝世后纪念其功绩的建筑，一年前，民进党以“台湾民主纪念馆”把其推入历史，现在反过来。
7月，“两蒋”陵寝的岗哨恢复了，去除“两蒋”内容的学校教材正在台湾“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彻底检讨，2亿新台币的预算给了桃园县，作为建设一个“两蒋文化艺术园区”的专项资金。
更早些时，马英九就任“总统”仅一个月后，即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在台湾的一间军校，带领全体学员，再次齐声朗诵“军人读训”：
“我中华民族，雄踞东亚，建国迄今，已历五千年，……自今以后，尤赖我忠勇军人保护维持之，乃克使我国家日益发扬光大，……”
这是七十多年前，抗日战争前夕，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篇演讲，后来被指定为“中华民国”军队的固定“读训”，将士操练前必齐声诵读。陈水扁废除了它，因为这是“维护威权的教条”。
2007年，台湾“去蒋”最高潮时，高雄的近10米高的蒋介石铜像，一夜之间被肢解；蒋家初到台湾时落脚的“草山行馆”，一把火烧到只剩石墙；“中正纪念堂”的牌匾缓缓降下而“台湾民主纪念馆”缓缓上升时，1949年出生在台湾的朱蕴辉甚至觉得有点悲壮，“一段历史就这样过去了”。
但现在，句号显然还未画上。正如历史学家史勒辛格说，“历史是永无休止的争论。”对台湾多年来的“去蒋”运动而言，这句话恰如其分。

火烧行馆
草山行馆是“史料”，蒋介石是“历史”。“历史”与“意识形态”无关，与政治无关。这个烧的过程，就是值得我们审思的历史。
说起2007年4月7日凌晨的那把大火，时任台北“草山行馆”主任的黄信彰至今仍不胜唏嘘。他赶到行馆时，木结构部分已经烧光了，只看到石墙，幽幽地冒着烟。他又立刻跑到原先计算机监控室的位置，监控录像里或许能找到起火的线索，但是计算机硬盘已经被烧成几个黑色的球。
“草山行馆”是蒋介石夫妇到台湾后的第一个住处，只是蒋介石的二十余处官邸之一，名声远不及“士林官邸”，因为行径偏僻，游客寥寥无几。“草山行馆”从未能成为“尊蒋”的标志，却因为这把火，成为了“去蒋”运动达至高潮的象征。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不愿以大张旗鼓纪念父亲示人，草山行馆因而荒废二十多年，“几乎不能住人”。2003年行馆重修开放，国民党的马英九、民进党的谢长廷都来捧场，然而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两蒋”早已逝，遑论一个行馆。
“草山行馆是‘史料’，蒋介石是‘历史’。‘历史’与‘意识形态’无关，与政治无关。”黄信彰说。一些年轻的参观者或许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只觉得行馆周围“风景宜人”。
有人依然怀念过往。行馆整修时，稍微改动过房间的位置，蒋介石当年的一位老侍卫特别跟工作人员强调，“原来这里不是厕所呀，这里是厨房”。“那个时候蒋先生很严肃，但是如有侍卫站夜哨，蒋先生就会交待一定要给足够的衣服，不要冷到。”老侍卫带着一些骄傲，却泪眼蒙蒙。
“他们不怕别人在‘去蒋’什么的，对他们来说，‘两蒋’是他们自己的生命里的人。”黄信彰说。但他们“却往往不愿意留下姓名”。
用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李斌的话说，老侍卫去行馆是为了“继续怀念”，而另一些游客，则是为了“戳破怀念”。“看到蒋公的房间，有些游客说‘啊，不大嘛’。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晚年失和而分房住时，有人会说‘原来他们也会分居’。”李斌说，“在旧日的记忆里，蒋公是‘民族的长城，自由的灯塔’，但是现在他们觉得蒋公也是普通人。”
“也有来骂的。”李斌说，他就见过不少游客，参观时就会用台语嚷，“这就是独裁者嘛！”“这就是皇帝啦！”
2007年3月底，草山行馆收到了一封“放火烧馆”的恐吓信，不过在“去蒋”渐入高潮的背景下，这封信也不算扎眼。4月5日，蒋介石的祭日，台北市长郝龙斌和他的父亲郝柏村还到草山行馆用餐。郝柏村是蒋介石的爱将，做过蒋的侍卫长。
然而两天后，行馆就被付之一炬。消防部门的调查结论是“人为纵火可能性很大”，但案情到此为止，再没下文。
大火刚燃起来，李斌就接到了消防局的紧急电话，他花了45分钟赶到草山行馆时，已剩废墟，他一抬头，天花板已经坍塌，看到了天上的星星。
后来他写文章说，“草山行馆不应该在原地重建，火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如果再重建，也许有人还会烧掉。行馆的废墟，应该用很厚的玻璃框起来，让后来的人都看得到。”“这个烧的过程，就是值得我们审思的历史。”他写道。

铜像“鞭尸”
他们想把蒋中正拉下神坛，却用了和蒋中正一样的方法，蒋介石铜像最后被切割成三十多块，分别装车运走。“这分明是鞭尸。”
仅仅10年前，“中正”还围绕着台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正是蒋介石在台湾更被接受的名字。
“中正路”，配合着政治气氛，被大量命名于台湾各乡镇。旧版的纸币，蒋介石肖像居中。蒋介石的铜像，大量竖立在车站、各级学校及各公共机关。全台湾有数以十计的学校以“中正”命名。1981年出生的林帆还记得，上小学时，进校门第一件事，是向校园里的“蒋公铜像”敬礼，如果没敬礼，就会被“纠察队”记名字。
即便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洪秀柱也承认，“以前的教育，对‘两蒋’到了神化的地步，是过头了”。
如果说火烧行馆堪称“运动”，那么“去蒋”之初，主事者的手法则要温和得多，甚至还似乎尽得人心。
“介寿路”隐含“向蒋介石祝寿”之意，也零星分布于台湾部分乡镇，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在“中华民国总统府”前。“两蒋”时期，气氛严肃时，民众曾经必须低头而过，摩托车和自行车也曾被禁行。
1996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期内，用台湾土著“凯达格兰人”替代象征威权的“介寿”，于是有了凯达格兰大道。彼时，他还废除交通禁令以实践“空间解严”的精神，博得台湾各界民众的一致赞许。
即便像朱蕴辉这样觉得“两蒋”才算得上是“我的总统”的人，也承认，“两蒋在人们心里已经渐渐淡化了”。所以，当一条条“中正路”被改名时，很难说这不是世道人心。
不过，长期问政于台湾“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洪秀柱发现，渐渐地，台湾的教科书不再包含关于“两蒋”的任何内容，台湾的小孩子只知“选票”而不知蒋经国的“十大建设”。
“拿到政权，就拿到了历史的解释权。”洪秀柱说，“这样彻底的修改教科书，是可怕的教育。”
当世道人心转而变成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能量时，当历史过往变成现实的选举议题时，激烈对峙就渐次展开，激进去蒋首从军队开始。
台湾的军中五大信念“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主义、领袖”两项被废止了，因为这是蒋介石1953年在“陆军参谋指挥学校”宣布的。《黄埔校歌》被停唱了，而且是“停止在所有正式场合传唱”，因为黄埔是蒋介石所创，而且“歌词党性十足”。
甚至连队会议室的“两蒋”遗像都统统取下。军中的蒋介石铜像，能拆的立刻拆，一时拆不掉的就用帆布包起来，下达命令的“国防部长”李杰说：“为什么不拆？我的位子是很难的……现在的反对党下一次执政了，叫我再拿出来嘛！”
以至于某位海军退休将领子女婚宴，请了李杰夫妇，却只安排堂堂“国防部长”忝陪末座“散客席”。台军老兵，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抗争。
拆铜像，不仅在军中，更是遍布全岛。当年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发动“蒋公铜像捐献活动”，全台湾民众集资，建起了数百座蒋介石像。现在，执政的民进党要拆光它们。
2007年3月13日下午，高雄市议会通过决议，去除“中正文化中心”的“中正”二字，拆除中心内8米高的蒋介石坐像。高雄市议员童燕珍、王龄娇、吴益政爬上起重机车顶，企图阻挡拆除，四百多名警察展开多次驱离，将人架下。抗议民众叫骂声四起，夹杂着哭声。突然“哐当”一声，周周立即安静下来，正拆下的“中正”铜字，被绳子吊着，砸到了脚手架，在半空晃荡。
蒋介石铜像最后被切割成三十多块，分别装车运走。“这分明是鞭尸。”童燕珍说。“他们想把蒋中正拉下神坛，却用了和蒋中正一样的方法。”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本省人何彩满说。

没有“两蒋”的日子
“我全心全意付出为台湾，但还是得不到谅解。”
蒋介石的侍卫应舜仁，一直记得蒋介石去世那晚的雷雨。
“我听到楼上的第一个哭声，是夫人(宋美龄)哭的。接下来就是经国(蒋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明明月亮很大、很亮的，但雷雨却下不止，倾倒一样。”
几日后，蒋介石的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满是下跪的民众，穿着孝服，哭得很伤心。
“没有组织动员，大家其实都是自动自觉。”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回忆，“对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来说，蒋‘总统’就是心里惟一的依靠。现在他突然倒下了，人们大吃一惊：没有领袖的日子，要怎么办？”
某种程度上说，从蒋介石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起，台湾的“去蒋”就开始了，不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去蒋”，而是世道人心的“去蒋”。
那几天，《联合报》的记者在中正机场（现在也已经改名为“桃园机场”）采访了一个美国人对蒋介石去世的想法，美国人说：我们有过那么多总统，任何一个去世了，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你们只有这一个总统，当然伤心了，你们没有经验啊。
三十余年过去了，对台湾的普通人来说，“没有领袖的日子怎么办”早已不是问题，在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下，不是人民要依赖领袖，而恰是领袖要依赖人民。
对“两蒋”的忠诚还不至于消失殆尽。“两蒋”暂厝的桃园县大溪镇，地方依然叫“陵寝”。2007年12月23日，最后一班仪仗队卫哨交接撤哨后，曾经负责“两蒋”陵寝维安的退役中将罗文山，带领一众坚持留守，“我们黄埔子弟组成自愿军，在这里搭帐篷，我们愿意站岗排班，日夜守卫陵寝”。
马英九不久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将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概括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而他评价蒋经国，则是“重视经济、民生，勤政爱民”。
实际上，在台湾近年的几次民意调查中，蒋经国都位列“最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之首。感念蒋经国的就包括台湾云林县台西乡的民众。台西乡是蒋经国第一次下乡视察的地方，1950年台西乡爆发沙眼大流行，他要求卫生官员尽速处理，免费配药。乡民谈及往事，常常老泪纵横。
相比之下，无论是送灵车时民众的素服，还是台西乡民纵横的泪水，甚或没听过“两蒋”陵寝的年轻人，都要比“去蒋”“尊蒋”的政治姿态，真实得多。
1987年的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民进党籍“国民大会代表”高举白布条，大声抗议。喧哗中，蒋经国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代为宣读演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
给蒋经国推轮椅的，是马英九。他后来回忆说，离开会场时，蒋经国“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19天后，蒋经国去世。
“我全心全意付出为台湾，但还是得不到谅解。”蒋经国曾对身边的人说。
他曾试图谅解别人。1986年的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那天，情报部门负责人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权衡再三，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的话，代表了绝大部分反对“去蒋”的台湾民众的立场：“无论蒋该不该去，起码方式太粗暴了。”
“后人这样对前人，让人心凉。”张作锦说。

  “民主风吹”
民主纪念馆里，正堂居中还是蒋介石铜像，开馆典礼那天，几百个风筝挂在铜像四围，把蒋中正遮挡得严严实实。
2007年11月23日，“大中至正”的牌匾被换成“自由广场”时，朱蕴辉就在抗议现场，“很混乱”，“大概有几千人”。
不远处的那座蓝顶建筑（中正纪念堂），当年纪念中正，如今纪念民主。然而，“民主”并没有带来蒋经国孜孜期待的“谅解”。
警察把抗议民众围在了广场外沿，朱蕴辉就和大家一起高喊，“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他们面前有一幅标注了“台湾民主纪念馆”的大地图，一个抗议的中年男子，上去就把地图撕了，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
那会儿，朱蕴辉不禁想起，当年捐款修中正纪念堂，“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大家都捐一日所得、一月所得。”最终修建中正纪念堂的经费，1/4来自民间捐款。
围绕中正纪念堂的改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在“去蒋”的各项行动一步步都最终实现后，2007年2月28日，陈水扁再次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集会上演讲，说中正纪念堂是“不符合民主潮流的封建产物”。
半月后，马英九带着国民党要员们，绕行中正纪念堂，抗议“民进党分裂族群、毁弃历史的举动”，终于第一次高调地表明了反对“去蒋”的立场。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郝龙斌说，中正纪念堂不是“国定”的古迹，所以归台北市政府管，谁也别想改名。
民进党掌控的“行政院”随即决议中正纪念堂升格为“国定古迹”，归“行政院”下属的“文物建设委员会”管，并且制定了纪念馆园区进出管制和换牌更名的计划，甚至准备好了实施操作的起重机，连纪念馆园区围墙都要拆除。
台北市政府也随即宣布，中正纪念堂周边道路届时同样交通管制，“任何工程车辆不得进出”，并要求台北市警局“严格执行”。至于围墙，是园区和台北市共有，谁敢拆除，就以“损坏公物”之嫌逮捕。
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曾坤地曾经建议，“有需要可以建立民主纪念馆，但中正纪念堂也要继续让它存在，因为这是历史，可以让两者并存下去”。
但他最后还是只能无奈地亲眼看着“中正纪念堂”的铜牌被摘下，“台湾民主纪念馆”取而代之。曾坤地说自己“从事公务这么多年，2007年是最难过的一年”。
往年的纪念堂，每天早晨，都用扩音器播放“蒋公逝世纪念曲”。不过，陈水扁当政8年来，中正纪念馆的功能，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领袖怀念。这里开办了很多社会教育的课程，举办的展览是“极地摄影之旅”、“文明科技四千年”。
对于中正纪念堂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更珍惜的，是这种自然而然的改变。所以，当急进的政治操弄打碎了这种自然而然时，许多社会教育课程的老师选择了离开，他们不愿意接受署着“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的聘书。
2008年1月1日，经过各处的调整后，“台湾民主纪念馆”正式开放，陈水扁亲自主持开馆典礼。
民主纪念馆里，正堂居中还是蒋介石铜像，被认为是有碍观瞻；有好事者也曾提议将铜像一并拆除，不过却也兹事体大，后来的变通办法是，开馆典礼那天，几百个风筝挂在铜像四围，把蒋中正遮挡得严严实实。陈水扁和他的支持者称这个“装置艺术”的主题，是“民主风吹”。
铜像两边的墙壁，挂上了早年纪念堂前的广场上的群众民主运动的图片，一条大标语是“挥别白色恐怖”，还有“二二八受难者”的名录。
当天负责接待来宾的朱秀兰记得，“都是民进党的代表，国民党没有派代表过来。”“我们很沮丧，但有些事情没办法。”
陈水扁照例要发表演讲的，曾坤地在台下听。他模模糊糊地记得陈水扁讲了“过去大学生野百合运动在中正纪念堂发生，其他类似的相关政治的抗争活动也在这里，所以要把这个地方改成台湾民主纪念馆”等等。
典礼结束后，陈水扁还专门和曾坤地握手，说“未来有运动要继续努力，要拜托你啊”，曾坤地不知道怎么响应好。“我们不要什么伟人，也不愿唱什么高调。”朱秀兰记得10年前刚到纪念堂工作的时候，观众盈门的情景，所以对现在的变故，尤其不以为然。“我们只要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祥和社会。”

世道人心
威权的残余要处理，这里的问题是，处理的目的，是要泯灭仇恨，而不是增加仇恨。
在马英九正式接掌台湾“总统”半个月后，中正纪念堂正堂里的这些“装置艺术”和图片展览，都被撤除了。
不过几年来，减少中正纪念堂里关于“两蒋”的布置已经是大势所趋。8月，恢复法定地位后，“中正纪念堂”或许要重新挂牌，但是“自由广场”的匾额，并没有要改回去的计划。
在纪念堂服务了10年的志愿者林老师觉得，一切都要改回去“可能性很小了”，因为“时代已经不同，毕竟是进步”。
全台湾被拆除的几十尊蒋介石铜像，目前一部分安置在桃园县大溪镇新规划的“蒋公铜塑像艺术园区”，不大的公园，这边一尊蒋介石站着，那边一尊坐着。游客并不算少，三三两两。还有年轻的女学生，摆出掐蒋介石脸蛋的可爱姿势照相。
陆续有更多的铜像运来，尚未布展的就挤在大溪镇小区活动中心临时腾空出来的窄小库房里。
艺术园建在“两蒋”陵寝停车场旁的空地上，空地还是大溪镇向台湾“国防部”争取无偿使用的。大溪镇的镇长曾荣鉴说，“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保存这些前领导人的铜像，可以让现在的人民评估其历史价值。”
前《新新闻》社长王健壮说到当的“去蒋”很感慨，“批判和政治清算不是一回事情。”他说。
早年《新新闻》批判“两蒋”不遗余力，“‘两蒋’是威权的象征，要追求民主人权，‘两蒋’自然就是诉求的对象，”王健壮说，但是他也始终坚持，“处理‘两蒋’的新闻立场，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仇敌。”
“威权的残余要处理，这里的问题是，处理的目的，是要泯灭仇恨，而不是增加仇恨。”王健壮说。
世道人心，和政治斗争，其实还是在两条路上各自前行的。就好像国立中正大学的毕业生李明慈，她只记得学校图书馆一个角落里，才有一尊蒋介石的铜像。即便校外“去蒋运动”风起云涌，但在平常，同学们“完全不会提到”“蒋中正先生”。“学校的主旨也是自由开放啊！”她说。
黄信彰主任也记得，先前“草山行馆”的游客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吃一顿“蒋中正餐”，食谱和当年蒋家的完全一样。“所有的威权者，都会有一个造神运动，要和人民保持距离。现在民主社会了，大家能有机会接触到他吃什么，当然会感兴趣。觉得‘他能做的我也能做’。”黄信彰说。
“很多事情，大家淡忘了，但是‘去蒋’，反而让大家回忆起来，进而反思。”张作锦说，“‘两蒋’确有可议之处，但是也有贡献。‘去蒋’给了大家重新思考的机会。”
重新思考的人，包括纪录片《寻找蒋经国》的导演汤湘竹。该片2007年在台湾公视播出，适逢台湾解除戒严体制20周年。汤湘竹说：“身为凡夫俗子，无论做多少努力，我们仍无法看清楚历史的真实。身为凡夫俗子，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凭着资料，臆度着属于那个时代独特的气味。”
重新思考的还包括蒋家的后人。“这些年来我慢慢在思考一些事。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后来被逼出去（指离开台湾发展）。”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2007年5月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总是对以前的光荣无法忘记，无法接受批评，总要有人出来接受这些事情。”
这是蒋家后人首次对蒋介石作出负面评论。
今年的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他在台北的故居“七海寓所”首次开放民众参观。不少老人家早上六点前就抵达现场，一心只想表达“敬意”与“思念情意”。
民众有民众的纪念方式，政治人物有政治的纪念。马英九带领国民党高层，去了“两蒋”陵寝祭奠鞠躬。就连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与夫人李曾文惠也特地在陵寝前致上白色兰花。
逝者已矣，“去蒋”已经渐渐退潮。对操弄政治的人来说，选举已过，政治格局已渐明朗，搬出“两蒋”威权统治受害者的招牌来，也无法再凝聚更多的支持人气，所以再去不去蒋，都无关紧要。而对更大范围的普通民众来说，恰如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那种学生只要听到‘蒋公’两字，就得立正站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台湾基隆的八斗子渔港，树立着全台湾惟一一座蒋经国的铜像。蒋经国去世后，夫人蒋方良常常在铜像前，追忆过往。1994年5月的一天，大病初愈的蒋方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她待了很久，注视铜像，环顾周遭一草一木。
开车了，蒋方良摇下车窗，回望铜像，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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